子女抚养权归属的法律考量

法律知识作者:林律师2026/7/28

一、法律框架与条文速览

审理离婚案件中的子女抚养权问题,严格遵循一套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该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核心,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操作指引,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确立的最高原则统领。

(一)核心规范

首先,关于抚养权归属的原则性规定,集中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该条文内涵丰富,确立了离婚后父母子女关系不变的根本原则,并构建了以未成年子女利益为核心的“三阶段”裁判框架。

第一阶段:哺乳期优先原则。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这主要基于婴幼儿对母亲的生理与情感依赖,是立法对幼龄子女特殊保护倾向的体现。

第二阶段:利益最大化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当子女度过哺乳期后,法院不再有优先性推定,而必须综合考量父母双方的各种条件,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为唯一尺度进行权衡。

第三阶段:尊重子女人格原则。“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随着子女认知能力的增强,法律承认并赋予其一定的表达权。将年龄节点设定为八周岁,是对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渐进性的认可,要求司法裁判必须听取并慎重考虑该年龄段子女的选择。

其次,关于抚养权的经济保障,规定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抚养权不仅关乎子女与谁共同生活,更关乎其健康成长所需的物质基础。该条文原文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

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二)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将上述原则具体化:

1、关于不满两周岁的例外(第44条):规定在母亲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等情形下,父亲请求直接抚养可获得支持。

2、关于已满两周岁的优先考量(第46条):列举了四种可予优先考虑的情形,包括:一方已做绝育手术或丧失生育能力;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环境不利;一方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子女随其生活更有利,另一方有严重疾病或不利情形。

3、关于祖辈协助的考量(第47条):在父母双方直接抚养条件基本相当时,如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老人要求并有能力帮助照顾,此情形可作为子女父或母直接抚养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4、关于抚养关系的变更(第56条):明确了在一方患严重疾病无力抚养、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行为、八周岁以上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且有抚养能力等情况下,可支持变更抚养关系。

(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范

《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专门法,其确立的原则构成了抚养权裁判的相关法律依据。

1、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第4条):该原则在此被系统化、具体化,要求处理未成年人事项时必须坚持特殊、优先保护,尊重其人格尊严,听取其意见。

2、明确禁止恶性争夺行为(第24条):直指实践顽疾,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这一禁止性规定为法院在裁判中将此类行为作为对行为人不利的严重否定性评价,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3、规定父母职责与撤销监护资格(第108条):明确了当父母严重侵犯子女权益时,可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律后果,虽为极端情形,但划定了父母行为的法律红线,彰显了国家监护的最终责任。

二、裁判规则总览:年龄分层的司法裁量基准

作为子女抚养权裁判的“刚性节点”,年龄分层将诉讼裁量过程导向了清晰且差异化的三段式司法逻辑。法官在个案中,必须首先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所确立的三个年龄门槛,这是裁判工作不可逾越的规范起点。本节将系统梳理两周岁以下、两至八周岁、八周岁以上三个年龄分层的具体司法裁量基准,并展现其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个案事实中被精准适用。


第一阶:两周岁以下:母亲直接抚养性原则及其例外

对于不满两周岁的婴幼儿,《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被视为具有高度优先性的裁判基准。

例外情形的法定化与严格适用:该原则并非绝对,但例外情形被严格限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仅在母亲存在以下三种情形之一时,父亲请求直接抚养的,人民法院才应予支持:(一)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二)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亲要求子女随其生活;(三)因其他原因,子女确不宜随母亲生活。司法实践对“例外”的适用极其审慎,主张例外的一方(通常是父亲)负有严格的举证责任,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母亲存在上述法定情形。

正面案例:(2020)豫16民终2089号

案件事实:

孙某1(男方)与田某(女方)婚生女孙某3,未满两周岁,非母乳喂养,长期随孙某1父母(祖父母)生活。双方分居后,孙某1以自身经济更稳、田某无业且有赌博恶习、孩子适应现有环境为由,争取抚养权。

裁判理由:

本案中,由于双方婚生女儿尚不足两周岁,且上诉人孙某1(男方)在诉讼过程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女方)田某患有疾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田某有抚养条件而不尽抚养义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一条之规定,婚生女儿应归田某抚养为宜。因为,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日常关爱和近距离内的监督引导,否则如果孩子不能经常感受到父母的爱,将会使孩子每天都在承受身体与精神的折磨,必然是孩子一生的梦魇。而根据上诉人孙某1(男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人证言,其并未直接抚养孙某3(孩子),而是由孙某3(孩子)的爷爷奶奶代为照顾,但子女由祖父母代养,对管理教育好小孩有诸多不便。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最大化保护婚生女儿孙某3(孩子)的身心健康,依本案实际和上述分析评判,上诉人要求婚生女儿孙某3归其抚养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但是子女抚养权在确定后并非是一成不变,当具备变更子女抚养权的事由时,父母一方享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变更子女抚养权的诉讼权利和民事实体权利。上诉人孙某1(男方)如发现被上诉人田某(女方)在抚养孙某3(孩子)的过程中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则可以依法要求变更抚养权。

反面案例:(2023)豫13民终4946号

案件事实:

魏某(女方)与李某1(男方)办理结婚登记同居生活,生育长女李某2、次女李某3,次女李某3仅11个月28天,未满两周岁。2022年9月双方解除同居关系,此后两个女儿一直随李某1(男方)及李某1(男方)父母生活。魏某(女方)主张李某1(男方)出轨、强行抱走孩子,以次女未满两周岁、更需母亲照顾为由,要求抚养次女李某3;李某1(男方)以魏某(女方)无稳定住所与收入、家庭条件差、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为由,主张两个孩子均由自己抚养。

裁判理由: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审法院判令两个孩子均由李某1(男方)抚养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魏某(女方)的奶奶患有脑梗塞后遗症,父亲体弱多病,均属于低保人员,而魏某(女方)目前在浙江温州的一家奶茶店打工,住在宿舍。当法庭询问魏某(女方)如何抚养和照顾孩子,魏某(女方)表示其姐姐可以帮助照顾。我们完全理解和明白魏某(女方)思念孩子、愿意直接抚养孩子的心情,但从魏某(女方)目前的条件来看,孩子不宜随其生活。李某1(男方)目前在北京通州的一家饭店做领班,其父母正处于壮年,有固定的住所和相对稳定的收入,而且李某1(男方)的父母也愿意帮助李某1(男方)抚养孩子。两者对比,由李某1(男方)抚养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成长。一审法院考虑到上述因素,判令两个孩子均由李某1(男方)抚养并无不当。

第二阶:两至八周岁:综合裁量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

对于已满两周岁但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法律不再设置性别或一方的优先推定,而是将裁量权完全交予法院,要求其“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这构成了司法实践中最为复杂、最考验法官裁量智慧的领域。

为增强裁判的可操作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四十六列举了法院在判决时可予优先考虑的具体情形。这主要包括:一方已做绝育手术或丧失生育能力;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一方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以及子女随其生活对成长更为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严重疾病或存在其他不利情形等。

此外,第四十七条规定了祖辈协助的优先条件:父母抚养条件基本相当时,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老人要求并有能力帮助照顾的,可作为该方父或母的优先条件。


案例:子女既成生活环境的稳定性

(2019)粤19民终16482号

案件事实:麦某(女方)称其上班的地点在娘家,有时候晚上下班回去带小孩,星期五下班后回去带小孩,周末都在罗某(男方)家带小孩。周一到周五有时候去学车。周一到周五的白天麦某(女方)与罗某(男方)均没空带小孩,是罗某(男方)的妈妈带小孩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罗某的妈妈不让麦某跟小孩睡觉的,偶尔会在罗某家(男方)过夜,学车的时候就不在罗某(男方)家过夜。罗某(男方)陈述罗某日班时,白天由爷爷奶奶带,夜班时,白天罗某(男方)自己带。麦某(女方)周一至周五很少回来,周末也很少带,刚开始周末会回家过夜的,后来就是回来看一下小孩就走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规定,在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最优先的原则为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并根据父母双方的具体情况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一条并非绝对及唯一标准。本案中,在罗某宇(孩子)处于哺乳期间,麦某(女方)因家庭琐事与罗某(男方)及父母产生矛盾,麦某(女方)实际较少参与抚养罗某宇(孩子),特别是夜间大多数由罗某(男方)及其父母陪伴。小孩在哺乳期间对母亲的依赖需求较大,而麦某(女方)并未能在哺乳期间陪伴罗某宇。现罗某宇已满两周岁,改变罗某宇现在的生活环境,势必会影响罗某宇成长,也无必要。一审法院从确实保障罗某宇权益考虑,判决罗某(男方)直接抚养罗某宇,并无不当。


案例二:父母的品行影响抚养权

(2014)岩民终字第719号

原、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开始同居生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现双方事实上已经解除了同居关系。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非婚生子陈某乙的抚养问题,双方均强烈要求抚养儿子陈某乙,可以不要对方承担抚养费。对于陈某乙的抚养问题应从有利于其健康成长,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角度,结合父母的思想品德、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在本案中,从孩子的年龄考虑,陈某乙才2周岁过几个月,由母亲抚养较好。考量双方的思想品德,被告多次暴力违法犯罪,被判处刑罚或拘留。从品行上看,小孩由原告抚养对其健康成长较为有利。从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比较,双方的家庭条件和经济状况相当。因此,综合以上因素,陈某乙应由原告抚养,对其健康成长较为有利。原告主张如法院判陈某乙由原告抚养,可以不要对方承担抚养费,予以准许。探望权是法律赋予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所享有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出发,探望权的行使可以使孩子得到相对完整的父爱和母爱,最大程度地减少离异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案例三:祖辈协助的优先条件

(2015)岩民终字第1058号

本院认为,在离婚案件中,人民法院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总原则是“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证子女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抚养子女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但鉴于婚生子谢某乙出生后随祖父母生活多年,且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可作为婚生子谢某乙随被上诉人生活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原审判决基于这点考虑,判决婚生子谢某乙归被上诉人抚养并无不妥。

第三阶:八周岁以上:应被尊重的子女意愿及其司法审查

对于已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了另一项刚性要求:“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这标志着子女的主体性在抚养权决定中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

1、应当尊重的强制性。对于八周岁以上子女的意愿,法院负有法定的听取和审查义务,该意愿是裁判必须考量的强制性因素。

2、意愿的真实性审查。司法实践的核心难点与重点在于如何探知并确保子女意愿的真实性。法院普遍认识到,子女意愿可能受到父母一方或双方的情感压力、物质诱导等因素干扰。因此,尊重意愿不等于简单采纳其口头陈述。法院会通过单独询问、多次核实、引入心理咨询师等方式,努力在无外界干扰的环境下探求子女的真实想法。

2、意愿并非唯一决定因素。尊重子女意愿是重要考量因素,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

法院的终极裁量标准仍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因此,子女的意愿须与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品行、提供的成长环境等其它因素相结合,进行综合判断。若确有证据表明子女的选择明显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法院可以作出不同于子女意愿的判决。

3、在变更抚养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对于已满八周岁的子女,其意愿在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中作用尤为凸显。根据司法解释(一)第五十六条,“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是法定的支持变更抚养关系的情形之一。


三、核心考量因素逐一解析

(一)经济条件

法院评估经济条件,并非简单比较收入高低,而是考察其能否为子女提供稳定、可持续且适宜的物质生活保障,并服务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整体目标。

1、审查范围不限于固定工资,还包括奖金、投资收益、租金等非固定收入,关键在于收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2、经济条件优越,但若长期未尽抚养义务、与子女感情基础薄弱,其经济优势在裁判中的权重将显著降低。

3、法院倾向于维持子女已适应的、由现有经济条件支撑的生活模式。即使另一方经济条件有所改善,若改变环境可能对子女成长造成冲击,经济优势可能让位于稳定性需求。

4、经济能力并非衡量抚养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父母双方条件基本相当时,法院更侧重考察精神抚养、品行及环境稳定性。


(二)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是评估父母精神抚养能力的一个方面,主要指其知识水平、教育理念和辅导子女学习的能力,但绝非单纯比拼学历。

1、高学历若未能转化为对子女充分的陪伴时间和有效的教育引导,则其优势大打折扣。法院会审查父母是否有足够时间督促学业、关心成长。

2、即使一方承诺能提供潜在的更好教育条件(如转学至名校),但若需以打破子女现有稳定的学习、社交环境为代价,法院通常会认为弊大于利。

3、如同经济条件,教育背景的优势无法抵消家庭暴力、赌博等严重品行瑕疵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子女(尤其是低龄儿童)对主要照料者有强烈情感依赖时,情感需求的权重也通常高于单纯的学历背景。


案例:(2023)鄂05民终1110号

张某(女方)与王某(男方)婚后系与张某父母共同居住生活,可以认定除张某(女方)与王某(男方)外,张小某多由张某(女方)的母亲进行照看,张小某在张某(女方)及其父母处形成了更为稳定的生活环境。鉴于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母亲一方给予更多在生理变化、青春期发育方面的指导,与母亲较多相处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尤其张某(女方)为教师,在双方离婚后,或有利于对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进行引导,减少因父母离婚带来的心理伤害。故一审法院判决张小某随张某生活并无不当。

(三)居住环境

稳定的生活成长环境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最直接的体现。其权重极高,尤其在父母其他条件相当时,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核心在于维护子女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1、法院不仅审查是否有固定、安全的居所,更重视现有环境的综合适宜性,包括:熟悉的社区、稳定的就读学校、既成的朋辈关系以及能够提供协助的近亲属(如祖辈)支持。改变这些环境要素被视为重大不利因素。

2、法律规定的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作为优先条件,强调的是长期、稳定、自然形成的共同生活状态。通过抢夺、藏匿等不法手段制造的共同生活事实,不仅不被认可,反而会成为负面评价因素。

3、在多子女家庭中的特殊权重:法院将维持同胞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环境本身视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有益环境。在兄弟姐妹年龄相近、情感深厚时,法院可能判决所有子女由一方抚养,以避免强行分离带来的情感伤害。

案例:顾某与朱某婚后生育朱甲、朱乙。离婚诉讼中,朱某主张朱甲、朱乙均随其共同生活,顾某则主张朱乙随朱某共同生活、朱甲随顾某共同生活。一审法院认为,朱乙尚不满一周岁,随母亲朱某共同生活更为妥当;双方已确定朱乙随朱某共同生活,则朱甲随顾某共同生活也合乎法律和情理。一审法院判决朱甲随顾某共同生活,朱乙随朱某共同生活。(上海第一中院审判委员会审判经验及类案裁判方法通报)

(四)道德品质

审查父母道德品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判断其是否存在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具体行为或状态。严重道德瑕疵可能直接导致丧失抚养资格。

1、法院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家庭暴力、吸毒、酗酒、赌博、违法犯罪等客观行为。特别是家庭暴力,被多份权威文献明确列为确定抚养权归属时的首要或最重要考量因素。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一方存在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是另一方获得优先抚养权的法定条件。道德品质的严重瑕疵正是此类情形的典型。

3、法院会审视父母争夺抚养权是否出于真挚的亲子之爱,还是为了争夺财产、报复对方或传递不适格价值观。对于后者,法院持否定态度。

4、对于为争夺抚养权而实施的抢夺、隐匿子女、教唆子女仇视对方等行为,法院明确将其作为负面不利因素,彰显司法对此类损害子女利益行为的严厉否定。


案例:(2023)兵1001民初1269号

本案中,原、被告协议离婚时,确定婚生子连某3由被告连某1抚养,随被告共同生活,现原告陈某请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符合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未能完全尽到抚养义务且存在殴打孩子的行为,同时考虑婚生子连某3的意愿,结合原、被告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婚生子连某3由原告抚养,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故对原告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五)情感依附

子女与父母一方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深厚情感纽带和依赖关系是子女利益的主观核心,也是判断改变环境是否明显不利的关键依据。

1、情感依附并非抽象感觉,而源于长期的、细致的、直接的日常生活照料与陪伴。谁在子女成长中付出了更多时间、承担了主要照料责任,谁就更可能被认定为情感依附的主要对象。

2、对于八周岁以上子女,其稳定表达愿随一方生活的意愿,往往是情感依附最强有力的证明。对于低龄子女,其与哪一方更亲近、分离时是否有焦虑表现等,也可作为参考。

3、离婚前后,一方通过突然将子女带离原环境、阻止另一方接触而制造的单独相处,不能形成法律认可的情感依附。法院会穿透表象,考察情感纽带的真实形成过程。


案例:(2019)豫0102民初12470号

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双方法定的义务和权利,且这种权利不因离婚而终止,夫或妻任何一方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剥夺对方对孩子抚养教育的权利。但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将年幼的孩子带走,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阻止原告和孩子见面,人为地使孩子长期缺失母爱,庭审中仍然拒绝告知孩子的住所及所在幼儿园信息,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原告对孩子的抚养教育权,而且也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孩子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物质基础作保障,更需要父母双方爱的陪伴和呵护。虽然被告的收入优于原告,但被告继续抚养孩子,将造成孩子继续享受不到母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六)子女意愿

法律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对于年满八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就抚养问题表达的意愿,法院必须听取并作为重要依据。但尊重不等于遵从,其意愿必须是真实、自发、不受不当干扰的,且需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终极原则相结合审查。

1.子女意愿是重要考量因素,但非唯一决定因素。法院仍需结合父母的抚养能力、品行、以及子女选择的环境是否真正有利于其长远发展进行整体判断。

2、在变更抚养权中的特殊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六条,“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是法定的变更抚养关系事由。在此类案件中,子女意愿的权重更高。

案例:(2023)豫11民终2613号

本案双方协议离婚时,虽然女孩儿归女方抚养,但女孩儿潘某2一直随其父亲一家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离婚后,……。子女已满八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本案中,潘某2的出生日期为2014年1月1日,已满八周岁。二审经询问女孩儿潘某2其明确表示愿意随其父亲生活,一审法院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和学习的角度出发,判决变更潘某2由其父亲抚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七)多子女的抚养安排

1、反对机械拆分,对于多名子女,坚持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为中心,不必然会适用一人抚养一个的惯例。

2、保障手足共同成长,重点考察兄弟姐妹间已形成的共同生活依赖与情感纽带,强行拆分可能对子女心理造成不利影响。

3、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双方可以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女,并获得法院支持。但这要求父母关系缓和、沟通顺畅,且能确保子女生活、教育的连续性。


案例一:归一方抚养

2019年度法院年度案例婚姻家庭卷第27案

案件事实:

彭某与梁某2010年恋爱,2012年生子、2013年登记结婚、2016年生女。婚后梁某2017年先后打伤儿子与彭某,双方同年9月分居至今,儿子随彭某生活、女儿随梁某生活。彭某2017年11月起诉离婚,要求两个孩子均由自己抚养。

裁判理由:

第一,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在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应当坚持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也就是首先考虑的不是处于离婚纠纷中的父或母的利益而是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利益,并把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作为考量抚养归属的裁判标准。

第二,夫妻双方系因婚姻形成的亲属关系,但是两名子女则为具有浓厚血缘关系的同胞兄弟姐妹。梁某天与梁某菲作为年龄相近的同胞兄妹一起共同生活对于他们的健康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一人抚养一个,虽然减轻了一方直接抚养两名子女的经济负担及生活压力,也照顾到了双方均对子女抚养的需求。但是,如此判决是以夫妻感情破裂的双方分离进而导致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同胞兄妹的分离,这种分离是被迫性的,不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人格的养成。

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相关规定,梁某天跟随彭某生活时间较长,稳定的生活环境有利于梁某天的健康成长,在双方离婚后应当随彭某生活;梁某菲不满两周岁一般应随母方即彭某生活。

第四,梁某对彭某及刚满五周岁的梁某天实施过家庭暴力,虽然其主张梁某菲由其直接抚养,但因其存在过家庭暴力情形,直接抚养不利于梁某菲的身心健康,亦不利于斩断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

综合上述四点理由,梁某天、梁某菲应由彭某直接抚养。


案例二:分开抚养

(2023)豫06民终193号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不可偏废,在判定直接抚养人时,既要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状况、收入情况、居住现状、抚养条件等,又要考虑工作地点、学习地点等多方面因素,以保证未成年子女可以在父或母的陪伴下,在安定、温馨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本案中,赵某3跟随父亲赵某1在郑州上幼儿园,赵某1亦在郑州工作,能够给予赵某3全面的陪伴与呵护。赵某2则在淇县上学,其母亲窦某距离女儿较近,接送、陪伴较为便利。从不轻易改变孩子现状、有助于孩子健康成长等方面考虑,综合赵某1与窦某二人的实际情况,一人抚养一个孩子较为妥当,能够兼顾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更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赵某1二审中主张窦某性格偏执、殴打孩子、影响赵某2学习与健康成长等,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从有利于子女成长的原则判决婚生女赵某2由窦某直接抚养、婚生子赵某3由赵某1直接抚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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